“海药”丰富了中医药的知识宝库

• “海药”丰富了中医药的知识宝库

  
  

  

  藿香

  

  郁金

  

  芦荟

  　　广州进口史录

  　　中国的传统医药体系蔚为大观，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吸取世界很多地区的经验、技术，以及药材等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在古代扬帆而来的海船上，用作药物的外来货品可不少。这些“海药”对人们的健康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当中许多在中国定居下来，从此不走了。

  　　商周时代，

  　　海外药物就已经进入中国

  　　可以想象，在人类社会的萌芽时期，“医药”的概念应当很模糊。早期人类至多会凭借本能，对自身生活环境中的部分物产能够“治疗”某种身体不适，有粗浅的感性认知。但也正是在这种粗糙混沌的感性认知中，慢慢生长出经验，发展出理性，才有了今天的医药学。

  　　中医中药，应该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子。它们基于本土的物产等自然条件，一步步成长起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日趋扩大，外来的物产也更多地进入中国，其中的一部分药方，成为传统中医药体系的一部分。

  　　根据史料记载可以推测，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商周时代，海外药物就已经进入中国。东汉哲学家王充在其著名的《论衡》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其中，所述倭人即今之日本；鬯即畅，鬯草是用以酿造香酒、祭祀天地以求吉祥的药草。当然，更加出名的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去“海外仙山”求取仙药的故事。

  　　外来药物进入中国的途径，分为海陆两途。约在汉初，横贯亚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得以贯通，沟通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同时，还开拓了自广州、交州经南海到印度洋及亚丁湾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通道的主框架沿用千年，成为中国与西域、东南亚等地进行物产交流的重要途径。

  　　作为“凿通”西域的标志性人物，张骞从域外带回很多中原前所未见的物种，葡萄、红蓝花、胡桃、胡荽、安石榴、大蒜等，这是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大规模引入外来物种的最早记录。其中部分逐渐成为重要的传统中药品种，比如汉代成书的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葡萄和胡麻。魏晋时期，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以及胡椒、荜拔、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西域、东南亚外来药物充实到中国的医药库之中。

  　　有学者指出，药物学的交流在唐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频繁兴旺。在中国药物传向各国的同时，各类外来药物也源源不断地传入我国，包括象牙、琥珀、人参、沉香、珍珠、腽肭脐等珍罕品种。

  　　广州长期是海药大市场

  　　在外来药材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长期海外贸易前沿的广州地区，功不可没。很多重要的海药，最早是从这里进入中国。广东今天是传统中医药资源大省，也是重要的交易市场，当中也不能忽略“海药”的贡献。比如，据《大观本草》和《本草纲目》记载，唐元和七年(812年)，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给岭南节度使郑相国进献了破故纸和胡桃合服的方法，以温补肾阳。破故纸这味温肾助阳的药物至今还为临床所常用。

  　　据这一时期收载外来药物的专著《海药本草》记载，来自东南亚的药物有大瓠藤、榈木、苏方木、槟榔、犀角、象牙、龙脑香、木香、胡椒等数十味。可见，当时东南亚的药材已被我国医家广泛认可和使用。

  　　在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宝库中，由曾居广州、世业香药的五代前蜀人李珣著就的巨著《海药本草》，地位特别突出。之前涉及这一领域的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胡本草》等，但都不及《海药本草》齐备。因为李珣居于唐末五代的时间点上，又是世代经营药材之家，深谙整个唐代输入外国药物的情形，掌握的一手材料很多。今天女性美容常用的珍珠和芦荟（奴会子），就是经由《海药本草》的介绍，才为国人所广为采用的。

  　　唐代的广州，“江中多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珠宝、积载如山”“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穆宗时,波斯大商李苏沙——也即李珣的先祖贩运到中国的海外珍贵药材沉香之多，可造一座亭子。众多海外药物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中国药物的种类，促进了民间使用海外药物的实践，提高了人们对海外药物的认识。有学者统计，《海药本草》收载了唐五代时期传入中国的120余种药物，其中96种标明来自外国，仅一小部分产于今天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和总结经海外贸易传入中国的外来药物的专属本草著作。当中记载的药物，有约66种在今天的岭南地区能找到。可见当时中外医药技术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之深远。

  　　海药填补了重要若干空白

  　　宋代大力推动海上贸易。由于药物的输入使当时政府得利甚多，所以格外受到重视。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政府公布的输入药物品种中，有降真香、檀香、丁香、木香、龙脑、胡椒等37种，至绍兴三年(1133年)已增达200余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时，已扩展到了300余种。外来药物不仅在品种上逐年增多，数量也非常大。《粤海关》中亦有“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计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等记载，即是明证。有研究者指出，外来香药，填补了中国本土芳香走窜类中药的空白，在当时应用广泛。宋不仅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市舶司管理外来商舶，还规定象牙、犀角、乳香、玳瑁等珍奇之物由官府经营，并从中获得利润和税收。

  　　但外来药物并非一入中国就被拿来入药。对于它们的认识和了解，经历了一个从摸索到熟悉的过程。有研究者指出，宋代中医将外来药物和传统中药灵活配伍、熟练使用；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亦有发展；主要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所带来的中外商品交流的兴旺……这些都为丰富中医药知识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