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中医的辨证整治观

• 　　三名中医的辨证整治观

  　　因为1988年上海爆发甲肝，2003年全国爆发SARS，中医终于重新成为参与防疫治疫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使得中医得以重新走进流行病防疫大门。在这种防治体系中，中医的辨证整治的作用正在重新被认识：它针对人和微生物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强调调动人体免疫自身的功能，顺势而为，以正祛邪。

  　　主笔◎朱文轶

  　　刘清泉现在是中医流行病领域的活跃人物。这位富有影响力的青年中医供职于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北京东直门医院。2003年SARS爆发后期，他作为卫生部专家组里的中医代表，开始参与对这种陌生病症的讨论和研究。在今年5月11日卫生部派往四川的甲型流感专家组中，他是唯一一名中医专家。

  　　流行病防疫的大门似乎再一次向中医开放了。在SARS之前，中医几乎被完全被杜绝在外，除了零散的个别介入，现行防疫体制将中医排斥在外。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委员何裕民1988年曾参与上海甲肝大流行防控，他回忆说，那场3个月席卷上海、感染者接近30万人的疫情因为来势过猛，击破了建国后尚未经过大疫考验的城市防疫系统。也是那个时候，中医被再次捡了起来。

  　　“当时上海市政府已经手忙脚乱了，没法隔离，几十万人，范围太广了。药都没有了，包括锤盆草、板蓝根，根本调不到。”何裕民对本刊这样回忆，“所有学校的教室操场就清理出来，还有很多孩子没地方住，就隔离在家里。”何裕民说，他负责的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金陵街道，居住着超过10万的人口，几乎是国内人口密度最高的街区，“我们几个年轻中医，还有刚毕业的学生，就两辆自行车。居委会把发烧孩子的名单报到卫生院，我们就拿着名单挨家挨户去找，找到以后有情况就开个方”。

  　　“就是用辨证论治的办法，根据不同的具体症状，有的是湿热，有的是风热，对症下药，一般两三天大便一通，再过三四天黄疸就下来了。至少，在我负责的这个街区，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何裕民说。

  　　但年轻中医的成就感并未因此得以延续，“甲肝大流行”成为进一步强化以西医为主导的防疫体系的驱动力。刘清泉对本刊说，“传染病医院的成立，《传染病法》的出台，所有传染病都到传染病医院去治了，中医很少再有接触这些病例的机会。这样，中医对传染病、流行病的治疗渐渐失去阵地”。

  　　何裕民告诉本刊：“‘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是中医内科两个大的类型，随着‘大门’关闭，中医更多把精力从前者转向了后者。”“这等于是从主战场撤出了。”北京东直门医院另一位中医姜良铎对本刊说，“要知道，历史上中医本身就是在和瘟疫较量的过程中产生的，几乎没有一位中医大师不是‘热病专家’。”姜良铎从1968年当赤脚医生时就开始接触传染病，他的专业就是中医传染病学，是国内第一位中医温病学硕士和热病学博士，他在“外感热病”领域久负盛名。

  　　新型疫病的流行给中医重新创造了机会。现代流行病学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寻找“对手”——是西医制订治疗方案的首要依据。而中医则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中医早期介入治疗的优势才显而易见，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对手”如何变化，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定量——人体。

  　　“西医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把病毒找出来，然后找出哪个东西能把它杀死。”姜良铎告诉本刊，“中医防治新型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非特异性。它不针对病原微生物，而是针对人和微生物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不管病原微生物究竟有什么不同，是什么样，我们只管它作用于人体后表现出来的病症，根据病症做判定。这样，即便不明白病原怎么回事，我也能对症做出解答。”

  　　尽管不是第一时间介入，SARS的确是中西医在流行病领域首次模糊而尝试性的合作。在刘清泉和姜良铎这批中医参与到卫生部专家组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院的中医梁秉中也在“淘大花园”疫情爆发后，推出以传统玉屏风散和桑菊饮为基础、加上大青叶等具抗病毒作用的本草配制而成的预防SARS制剂。两种语系的碰撞以及关于“特异性”观点的争执贯穿始终：中医药的支持者提出SARS属“温病”范畴，中医对抗时疫可上溯至汉代张仲景治伤寒，而“温病”的治疗亦可从明代说起。西医却不接受这种逻辑，因为“温病”范畴太广泛笼统，这正如西医不可以说自己有很多医治“肺炎”的经验就能有效医治SARS，“肺炎”也是太广泛的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