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研究要有自信

• 　　在西方医学提出精准医学的背景下，中医理论研究是不是已经过时？未来该怎样继续？如何将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日前，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举办的“中医辨证方法理论与临床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医理论符合

  　　现代医学发展方向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认为，中医理论是通过数千年的时间和亿万人的生命实践的检验，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中医药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整体上切实把握人体的健康在生理上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出现了阴阳平衡。在辨证上，注重疾病动态的转变。在方药上，根据药物性类归经，运用各种法则，使用方剂起到解毒生效的作用。

  　　张伯礼认为，这些特点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理论和方向，其科学内涵不断的得到诠释，彰显了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先进性。“随着医学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西医学逐步汇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医学的任务是讲预测疾病、预防疾病和科学化诊疗，预测疾病、预防疾病与中医的保健密切相关，个体化诊疗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思想不谋而合。可以说，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是其理念并不落后，符合先进医学的发展方向，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历史上中医理论每一次突破都遵循着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发展规律，而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疾病谱系的改变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原动力，中医临床实践的发展又推动中医理论完成一次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

  　　对此，张伯礼指出：“中医理论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思考。研究中医理论一定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要从临床的实践当中，从引导中医学术思想，诊疗经验当中提炼中医的诊疗规律，升华中医药的理论。”

  　　三大问题困扰

  　　中医临床研究

  　　“中医的理论研究最终要服务于临床，而中医的临床研究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整体观，一个是辨证论治。”在国医大师王琦看来，目前有三大问题困扰着中医的临床研究。一是重辨证、轻辨病的问题。王琦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一个长处之一，但不是它的全部。从病机到辨病到辨证，这是中医的本来命题，不能单以一个辨证论治替代中医其他的路径。

  　　“证有一二三级，影响因素也有很多。比如阴虚或者阳虚都是虚证，到了三级证的时候是痰瘀、气瘀，再分下去以后是肝气瘀积还是怎么样？还得再分，是这样一个层次性的证候群，所以不同的环境，代表的证候的概念不一样，而且有许多因素，包括环境因素等等。”王琦认为，出路就在于要回归中医本源，就是还要重视人的因素。“有病才有证，没有病你的证在哪里？皮之不存，毛将焉复？病是始终的，证是阶段的。体、病、证的关系，当因人因证之辨，人是本，证是标，证随人见。”

  　　“困扰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医分化的程度不够。”王琦认为，中医需要对不同的新病种、新病因总结新病机，丰富中医临床诊疗体系。“你可以辨病，可以用中医的证，也可以是西医的症，也可以用辨病加辨证，要实事求是的面对临床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中医疗效评价缺少数据、证据。”在王琦看来，中医应该做到“两个靠，三个变，四个信”。即靠数据、靠证据；关注功能状态的改变、异常指标的改变，脏器组织修复的改变；要中国人信中医，西医信，老百姓信，外国人信，大家一起信。

  　　“中医在疾病诊疗和疗效的评价上，要以症状为依据，有数据、有证据，有客观评价，才能提高公信度。”王琦说。

  　　传统发扬应与

  　　现代发扬相结合

  　　“振兴发扬中医必须溯本求源，从中医基本理论入手。”国医大师李士懋认为，“中医基本理论本在经典，源在临床。”

  　　李士懋认为，中医的发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几千年的传统发扬，一条是与现代科学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发扬。“传统发扬必须用四个标准来衡量：一是是否符合中医理论；二是有没有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三是与临床实践有没有重大的指导价值；四是能不能为他人所传承，并为他人的实践所证实。”李士懋告诉记者，历史上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等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