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藏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几点浅见

发布日期:2019-08-08 来源:未知 浏览量:
  • 关于日藏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几点浅见

    日本是中国域外珍藏汉文古写本最为丰富的国家,因此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为“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立项开题并举办本次论坛,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日藏敦煌写本的某些特殊性,仅就这些写本的整理研究提出如下浅见以求教于各方专家。

    一、近些年,随着东京书道博物馆原中村不折藏品与大阪杏雨书屋藏品的刊布,日藏敦煌写本的整理研究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值得肯定。但日藏敦煌写本除了公、私藏家比较分散、来源相对复杂外( 有的私家收藏还秘而不宣) ,伪卷赝品的问题也相对突出(尤其是原李盛铎藏品) ,因此,辨析的任务依然不可忽视,需弄清其来源、流转过程,并从纸张、字迹、内容、年代、缀合、题跋等多方面综合判断( 据我所知,敦煌研究院藏唐代写本中也夹有日本藤原氏皇后的写经);须与“商业利益”划清界线。有些赝品在整理刊布中可借鉴《台东区立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所采取的附列供参考比照方式。

    二、日藏敦煌写本的个案研究应该与他处所藏敦煌写本结合起来进行整理研究。目前世界各大收藏地的敦煌写本已基本刊布,因此必须有大背景下的总体概念,即宏观认识。尤其是写本残片的缀合、关联至关重要,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可忽视,新材料的刊布亦提供了新课题,如钱钟书先生在1990年曾对我讲起日藏敦煌写本《黄仕强传》;又如最近国家图书馆萨仁高娃研究员对中村不折旧藏(《集成》上卷第16号)的吐蕃文写本《太公家教》的整理研究———汉文写本与其他民族文字写本的比较研究同样至关重要;另如杏雨书屋所藏“羽019R1”的内容是《庄子·让王篇》第五节“颜阖”的一部分,据研究者认定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P.4988号残卷恰能拼接,而“羽57R”《秦妇吟》写本残片在缀合全诗上有着重要意义(均见《敦煌秘笈》第1册);再如原京都大学“内藤文库”与关西大学“内藤文库”的关联问题同样涉及早期日本学者对敦煌写本的寻访、编目工作。

    柴剑虹:关于日藏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几点浅见

    杏雨书屋藏羽019R1

    柴剑虹:关于日藏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几点浅见

    P.4988正面

    三、敦煌写本是中国晋唐五代宋初时期的“俗字宝库”,其中的大量俗书字在俗字流行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也往往成为释读、整理、研究的“拦路虎”。因此,在关涉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各具体的课题研究中,必须重视与运用已有的敦煌俗字研究成果,使之成为敦煌汉文文书整理的必备知识,这也将会大有助于敦煌写本以外的汉文古文书的整理、研究,否则就会出现差错。另外,我们看到,敦煌写本中有一些吐蕃人在学习汉文过程中抄写的文字,颇多俗讹,成为释读障碍。据我臆测,如果是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学人抄写的汉文古写本,是否也会有各自书写习惯与特色的“俗字”,能否探求出一些带地域性、时代特征的规律( 如有研究者曾提及日本汉字“仏”等与中国俗字的关系) ,似亦应引起关注

    四、东亚各国保存的中国汉文古写本及这些国家学人著述抄写的汉文写本的整理研究,与整理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书相关的问题甚多,其中涉及引用中国古代典籍的辑佚、比勘至关重要,需特别予以重视。如日本西野贞治教授于1958 年曾发表《光明皇后手书〈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一文,述及与敦煌书仪写本的关系。中国张伯伟教授曾在“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述及日本江户时代僧人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中引用了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书多达302 种,其校勘价值自不待言。又如我注意到在中日学者联合编录的《译准开口新语》等六种日本汉文笑话集中,既显示出受到中国传世典籍与笑话集( 如《笑林》《笑林广记》《笑府》《笑赞》 等) 的影响,亦反映出日本社会的时代风貌与日本作者的创作手法。再如2002 年在韩国庆州发现的元刊本《至正条格》这部佚书的残卷,其所存条格、断例共八百条,而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黑水城所发现的同书残卷,所存条格仅16 条,实难与之比肩。中国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张鸿勋教授是较早对敦煌写本与日本汉文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且卓有成效的专家,他的若干篇论文颇富启示作用( 参见其《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11 月) 。近年来,中国复旦大学余欣教授对日本尊经阁本《天地瑞祥志》的调查联想到敦煌本《占云气书》《瑞应图》《白泽精怪图》等,日本京都大学藤井律之助教则对宋版以前的《淮南子》日本古写本与日藏吐鲁番写本残片做了比较分析,均多有心得。

    柴剑虹:关于日藏敦煌写本整理研究的几点浅见

    羽57R《秦妇吟》写本残片

    五、需要加强各国学者的实质性合作来进行此项工作。敦煌写本研究涉及的学科多、知识面广。相对于欧美学者,中、日学者在汉文化修养上占有优势,而日本学者在敦煌的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艺术等研究领域起步早,与西方学者交流广,均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借鉴。我们提倡各国学者的交流互鉴,尤其期盼在汉文古写本的大项目里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即做到课题的共同参与,人员与任务的具体分工,经费的分别或联合申请使用,资源与成果的合理共享等等。而且这不仅是指中、日学者之间,还应该吸收别国学者的参与,并争取到敦煌写本各大收藏机构、研究单位(如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IDP、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等)的全力支持。最近获悉,以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为研究代表者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助成金基盘研究( A ) “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の研究”进展顺利,《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の研究》的创刊号刊登了日、中学者调查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汉籍的初步成果。私以为日本此项目和今天开题的项目应该是可以交流互鉴与相互积极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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